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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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研究

发布时间:02-01 09:00 教授,文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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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萌生研究《水浒传》之念,是在二十世纪“评红”、“批水”期间。

那时,百学俱废。作为一个因“有家庭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臭老九”,我能堂而皇之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就只有两部,一本是被抬上了九重天的《红楼梦》,还有一本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水浒传》。

当时我倒是怀着“改造世界观”的虔诚愿望去接受“《红楼梦》是部政治历史小说,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一类观点参加有组织的“评红”、“批水”活动的。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一日我在走廊里徘徊,见一张大字报的署名是“金猴战斗队”,竟猛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

孙悟空两次接受招安,一次当弼马温,嫌官小,一次封齐天大圣,嫌无实权;摩顶受戒后,当他奋起千钧棒时,打的对象中就有他的结义哥哥牛魔王在内。宋江只接受了一次招安,其所以接受招安,又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且他与梁山好汉们的关系,又始终可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可一个被看成了不起的大英雄,一个被看成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平吗?

正因为心里有如此这般的疑团,所以当我的《红楼十二论》于一九八一年初付印后,便着手研究《水浒传》,结果是越来越倾向于一倡“忠义说”,认为《水浒传》是“一本宣扬忠义的小说”,乃“乱世忠义的悲歌”。

一九八二年,全国《水浒传》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学院召开。我应聂石樵先生之约,以《〈水浒传〉是一本宣扬忠义的小说》为题,作了个大会发言;又应北京师范学院廖仲安先生之邀,以《宋江形象的历史发展》为题给学生做了个学术报告。

这两次发言,一为舒芜先生所称许,誉为“一扫陈说”,遂成为他的约稿,落实成文字,题为《〈水浒传〉是一本宣扬忠义的小说》,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未定稿》一九八三年第十期;一为聂石樵先生所称许,认为“乱世忠义的悲歌”说的提出是对《水浒传》研究的一大突破,遂成为张国星先生的约稿,落实成文字,题为《论宋江形象的演化及其历史发展》,发表于《中国古典小说论丛》第六辑。

这两位先生的约稿,不只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我整个学术研究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约稿和称许,也就没有《水浒传考论》,我是铭感于心的。

这两篇文章成了我《水浒传》研究的代表作,也给我的《水浒传》研究开了个好头。比较起来,我个人更偏爱的是《论宋江形象的演化及其历史发展》,因为它浓缩着我对《水浒传》的总体看法。道是:

《水浒传》把宋江塑造成“忠义之烈”的典型,赋之以岳武穆式的“宁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的思想感情,这正是南宋以来水浒故事及宋江形象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是一般地希望草泽英雄出来匡扶宋室,而是想借水浒故事总结宋室何以灭亡的原因,赋予宋江以壮志未酬身遇害的悲剧结局,这又是施耐庵高过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地方。由此,也就使《水浒传》成为一曲昂入云天的乱世忠义的悲歌。

这“乱世忠义的悲歌”说的提出,可谓敝帚自珍,诚可哂也!

随后,我又以数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完成了五篇。这七篇文章在倡导忠义说方面,却自成一体。

一九九三年,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出版,我将这七篇文章中的五篇收入该书。令我欣喜的是,该书被列入了上海三联书店教材文库,成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

随着自己步入古稀之年,我随之也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不如将这些文稿扩而充之,结集成册,使之成为与《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相并驾之作。遂又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写下了一组文稿:《〈水浒传〉三纲观念论略》、《论〈水浒传〉的梁山精神》、《〈水浒传〉人性观念考释)、《出作者之心入神道之口》、《论〈水浒传〉的神道设教问题》、《说断了尾巴的蜻蜒仍是蜻蜓》、《〈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等。

十分感谢齐裕裩先生、鲁德才教授的青睐,于百忙中为二○一四年人民出版社版《水浒传考论》赐序、赐跋。这次收入第三编附录,作为《水浒传考论》的评论。此情此谊,是奖挹,也是策励,我是铭德于心的。

2

在中国六大古典小说中,我最早读的是《三国演义》。第一次接触它,还是个在私塾里念书的十来岁孩子。

一九四九年因父亲和庶母赴台湾而浪迹上海滩头时,它曾伴我度过艰难的岁月。上钢二厂对面有个开杂货铺的朱老伯,最爱听“三国”故事,我常去给他讲一段,他也常给我吃碗阳春面。

我写《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文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正统观念——从曹操和刘备的艺术形象说开去》,是一九六二年在北京大学读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正在批判《三国演义》,说它是曹操的谤书。

我不同意此看法,就写了这篇文章。当时吴小如先生看了,认为文章的观点很有新意,只是文笔略显油滑。

然而,开始写一组论文,却是在一九九零年由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教授邀我参加次年于江陵召开的全国三国演义研讨会开始的。其中,《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三本”思想》乃会心之作,识者鉴之。时至今日,《〈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论》成书,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也。

恩师吴组缃先生多年前也曾对我谈起完成四大古典小说考论的问题,也一直在鞭策着我。由于一直有课,本科生的、硕士生的、博士生的,忙碌之中,陆续完成了《红楼十二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水浒传考论》等著作,共二百五十余万言。

当然,也写了一些《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方面的文章,除个别文章外,也都发表过。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放弃过《〈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论》的成书愿望,但却不意之中将这一工作拖着。

想起《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我半个世纪的渊源,想起恩师的嘱咐和期望,虽在病中,也不能不使我完成其考论工作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愿望也越来越执着。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安心了。

十分感谢刘世德、石昌渝教授的青睐,于百忙中为二〇一六年人民出版社版《三国演义考论》赐序、赐跋。这次收入第四编附录,作为关于《三国演义考论》的评论。此情此谊,不只有光篇幅,而且也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和策励,我是铭德于心的,谨致谢忱。

还需说明的是:本编主要是以《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本《三国演义》)为底本撰写而成的,故将编名定为《三国演义考论》,以与拙编《红楼梦考论》、《西游记考论》、《水浒传考论》相并列。

3

第三编《西游记考论》里的前十二章文字,是由我自一九八六年以来撰写的十三篇《西游记》研究系列论文合成的。这十三篇系列论文来自我十年来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专题课“《西游记》研究”的十二个课题,除个别篇章以外,都发表过。一九九六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不嫌鄙陋,予以出版。

说实话,我不会考证。然而作此效颦,却并非心血来潮。一九八〇年我因系里教学工作需要,从文艺理论教研室转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不久即遇到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就是当我细细读了《吴承恩诗文集》以后,发现《西游记》的思想和风格与之殊不类。这使我感到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不学点考证功夫是不行的。

恰逢苏兴先生与章培恒先生就《西游记》著作权问题展开争论,于是便决心冒邯郸学步之险而效之以亦考亦论的方法去研究《西游记》,哪篇成熟就先写出哪篇,形成系列论文以结之成集。

《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写毕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五点。次月,接到世德学长索稿手谕,说他正筹备出个刊物《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辑稿件已大致编就,希望我撰稿一篇寄往。当时我正在撰写关于《西游记》主题论方面的文章,后文一脱稿我便着手修改前文,于第三日凌晨四点二十分改定。

承世德学长和石昌渝兄不嫌稚嫩,而且还颇为满意,决定刊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辑上。堪叹世德学长历经数年的努力,该刊终因经费问题而未能面世。拙作遂改由《北方论丛》于一九九一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分两期发表。

《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写毕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子夜,发表于《学术交流》一九八七年第五期。

《论〈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独创性》,写毕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八七年第五期。

《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写毕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凌晨四点,发表于《北方论丛》一九八七年第五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写毕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发表于《学术交流》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写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发表于《求是学刊》一九九○年第一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写毕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改定于一九九○年三月五日上午,发表于《学术交流》一九九○年第四期。

《论〈西游记〉中的观音形象——兼谈作品本旨及其他》,写毕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三)午夜,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写毕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凌晨三点。因初写版本方面的文章,所以它也是我全部论文中用力最多的一篇。因文字过长,所以没有准备发表。因一九九六年九月中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新疆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所以便用作了提交该会的论文。

《论唐僧形象的演化》,写毕于一九九五年二月七日午夜,发表于《学习与探索》一九九五年第五期。

《论猪八戒形象的演化》,写毕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午夜。其中第四部分“说猪八戒形象是阿Q的远祖”曾以《阿Q的远祖——猪八戒形象漫议》为题,发表于《北方论丛》一九九五年第六期,其前三个部分则以《论猪八戒的血统问题》为题,作为提交一九九六年七月上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辽宁师范大学小说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大连国际明清小说研讨会”的论文。

《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写毕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子夜,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论〈西游记〉思想和写法上的总体特点与文化特征》,写毕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下午,改定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午夜,为提交一九九六年二月由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举办的“香港国际小说与宗教研讨会”的论文,于《文学评论》一九九六年第六期发表。

我所以详列各篇写作时日,是旨在策励自己今后更该爱惜寸阴而莫以年逾花甲自怠。我所以详列各篇的发表情况,是旨在对各有关刊物编辑部和会议东道主表示由衷的谢忱。

需着重说明的是,我在《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成书时,曾将《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收入该书作为第七章,今经修改并增加“孙悟空和贾宝玉比较研究识小”一节,易名为《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以作为本编的第五章;曾将《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和《论〈西游记〉中的观音形象》合而修改成一篇,题为《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收入该书作为第八章,今经将该章作了全面修改并增加“从与《水浒》的思想异同来考察”和“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作”两节,易名为《论〈西游记〉的创作本旨及其对传统思想的打破》以收入本编作为第九章;曾将《论〈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独创性》收入该书作为第九章,今经作了全面修改并增加“人物刻画方法的开生面”和“蜡梅之美其所以为美”两节,易名为《论〈西游记〉的艺术构思及其对传统写法的打破》以收入本编作为第十章。其他各篇在收入本编定为一章时,也都作了统一的修改。

《论〈水浒传〉和(西游记〉的神学问题》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西游记考论》中,本作为附录发表,因内容可独立成章,这次单列为本编第十三章。

想将这部书稿尽快拿出来,是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动因是:恩师吴组缃先生曾特意要沈天佑教授转告我,说我的《西游记》方面的文章写得比我的《红楼十二论》里的文章好,他看了很高兴;组缃先生的称许,当然会增加我的敝帚自珍。

于是,便一面请启功先生题签,一面请吾师吴小如先生写序,两位先生出于对后生的提携,都满足了我的愿望。其间小如先生还曾来过信,说为了把握起见,需要看看我已发表的全部文章,可他看到我的文章中却缺了主题论。并勉励说:“此七篇已一读讫,受益甚多。而足下于《取经诗话》用力甚勤,有朴学之功底而益以历史唯物主义之方法,虽略嫌辞费,而实迈前人。是则出于仆意料之外者。”

然而,当我写毕观音论却将对《西游记》的研究搁下了,原因是:经老友胡文彬介绍与华艺出版社商谈的结果,他们的兴趣是出版我对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总论,而其中便有三章是论《西游记》的。正好小如先生惠赐的序言是对我小说研究的总体性评述,于是我征得先生的同意便将它作为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的序,此后便将主要精力转向了中国六大古典小说的比较研究。

然而,启功先生的墨宝却总在鞭策着我,时间愈久而愧疚愈甚,于是便集中全部精力于两年内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上述最后五篇。所以,我能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西游记考论》这本小书面世,心里特别感谢启功先生。

我对章培恒先生也是很感谢的。一九八五年,当苏兴先生与章培恒先生就《西游记》作者问题展开争鸣时,我虽则赞同章先生总的看法,却不认为元代道学之士许白云有作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可能,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当是世德堂本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

一九八六年夏,我利用赴上海公出的机会,经应必诚教授介绍拜会了章先生,章先生于百忙中和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章先生对我的“华阳洞天主人”说很感兴趣,认为“有道理”,并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查出华阳洞天主人是谁。”还随即亲笔写了封信,介绍我去上海图书馆善本室阅《华阳洞主唯心集》,并嘱我把查阅的结果告诉他。

我反复阅读《华阳洞主唯心集》,没查到有价值的线索。第三天,我去告诉章先生查阅的结果并告辞时,章先生与我说:“你以后需要查阅什么资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资料室的门对你是敞开的。”培恒先生的厚意和大家风范令我终生难忘。

程毅中教授是恩师吴组缃先生的大弟子,我的大学长,道德文章为我素所敬佩。陈曦钟教授齿序小于我而才学为我望尘莫及,比我高一届,是我的小师兄,承二位于百忙中审阅了全部书稿,并分别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西游记考论》作序和跋,这次收入第一编附录《关于〈西游记考论〉的评论》。这不只有光篇幅,亦且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谨致谢忱。

还需感谢同行诸君的谬赏。他们对《西游记考论》,或惠以书评,或在有关文章中称誉有加。甚至谬许《西游记考论》的研究路子,是种将“文献、文本、文化”作“整合一体的研究路子”(李希凡:《有感于“文献·文本·文化”的命题》)。甚至谬许《西游记考论》,是“本世纪末出版的《西游记》研究专著中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张强:《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回顾》)。其他如梅新林和崔小敬的《〈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对《西游记考论》也是谬许有加。

这对于作为北大荒学人的我,是鼓励,也是鞭策。我是很感动的。兹录三篇书评作为附录,当作纪念。

4

第四编《红楼梦考论》里的前十八章文字,除了《〈红楼梦》作者考》和《论〈红楼梦〉后四十回》曾收入拙著《红楼十二论》以外,皆写于一九八○年春《红楼十二论》一书的书稿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采用之后。我近二十年来所写的红学论文毕集于此。

《略论〈红楼梦〉对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打破》,是我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举行的哈尔滨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文章则写于该年十一月上旬,收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次会议论文集《红楼梦新论》。

《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举行的济南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文章则写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上旬,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一辑。

《〈红楼梦〉与启蒙主义人性思潮》,是我提交给一九八二年十月举行的上海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论文,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一辑,曾收入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该文与《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属姊妹篇,因主体思想有些重复而前者论说似有所深入,是以一列为正文而一作为附录;但我对收入附录中的一篇则甚为敝帚自珍,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以“童心”说并结合作品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去论说《红楼梦》的人性论和作品思想性质的文章,从而也就为“市民”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究竟是想规范封建道德,还是在批判封建道德》,是我提交给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举行的南京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论文,刊于《北方论丛》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究竟是主张制约“童心”,还是鼓吹放纵“童心”》,是我在一九八四年夏天贵州省红学会成立大会上应邀作的学术报告,文章写于一九八三年九月,改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刊于《北方论丛》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第二期摘刊万余言,台湾《联合报》以《孙悟空与贾宝玉》为题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摘载了数千言。

《论〈红楼梦〉悲剧主题的多层次性》,是我提交给一九八六年六月举行的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论文,刊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四辑。曾收入香港《百姓》半月刊丛书部出版的《红楼梦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学者论红楼》,拙著《红楼十二论》出第三版重排本时曾将其作为附录以补该书无主题论之缺。

《论〈红楼梦〉的悲剧底蕴》,是我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举行的芜湖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文章则写于该年十一月,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九年第二辑,曾收入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论〈红楼梦〉的结构学》,是我在一九八六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针对周汝昌先生所谈《红楼梦》对称美的即兴发言,而文章则写于一九九〇年三月中旬,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〇年第三辑,曾收入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论〈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与《论〈红楼梦〉的结构学》实为姊妹篇,旨在再次论证我于八十年代末在《红楼梦》主线问题上提出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说,草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下旬,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午夜一时改定,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巧姐的人生历程及大观园的时间跨度考》,是我在一九九○年五月举行的黑龙江省红学年会上遵命作的学术报告,而文章则写于该年七月上旬,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红楼梦〉的均衡美及其数理文化论纲》,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举行的扬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文章则写于该年十一月下旬,是对《论〈红楼梦〉的结构学》所谈对称美的补说,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曹雪芹生年考》,是我提交给一九九四年五月举行的台湾红学研讨会的论文,写于该年四月中旬,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究竟是悲怆地缅怀三代,还是苦痛地求索未来》,是我提交给一九九六年二月举行的哈尔滨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的论文,写于该年一月下旬,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六年第二辑。

《论〈红楼梦〉的三世生命说与两种声音》,写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上旬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从事中国宗教与中国小说问题研究期间,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一九九七年七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先后刊于香港浸会大学学报《人文中国》第五期、《红楼梦学刊》增刊《’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专辑》。

《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是我应台湾光复书局之邀为其出版的套书《新红楼梦》“红楼梦的人物”而撰写的。而我所以作此承诺,则由于我虽在好几篇文章中皆顺带谈到李贽的“童心”说与《红楼梦》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关系问题,但总觉失之于零星,应作一专论,遂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旬勉力为之。

《究竟是人间喜剧,还是时代悲剧》,是我提交给拟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举行的北京《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该会因抗洪救灾形势严峻而按上级精神推迟,该文在《求是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五期发表。

拙著《红楼十二论》成书后,我虽依然保持着对《红楼梦》的爱好与兴趣,但主要精力是放在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上,特别是《西游记》耗去我的时间尤多,所以这十六篇红学文字的写作,几乎都是由于一次一次的红学研讨会的推动。

假若没有在中国红学会支持下的一次又一次卓有成效的红学研讨会的召开,没有在会议期间与红学界师友们的互相切磋,没有《红楼梦学刊》这块研究阵地,恐怕也就没有我在红学研究上的少许长进,也就没有这些文字。

是故,当一九九八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红楼梦考论》之际,我特请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杂志社社长冯其庸教授为该书作序,以光篇幅,以志纪念,并非“拉大旗,作虎皮”也。蒙冯先生拨冗见赐,在此谨深表谢忱。这次收入第二编附录,作为关于《红楼梦考论》的评论。

还需一说的是,一九八〇年哈尔滨全国《红楼梦》研讨会,这在国内是第一次;一九八六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一九九六年哈尔滨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这在海峡这边是第一次。这“三个第一”都是由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作东道主。

我躬逢其盛而且忝为这三次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者之一。三次会议开得都很成功,为红学界有口皆碑,谨在此谢谢红学界的师友们对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全力支持与对我个人的鼎力帮助。特别是胡文彬先生,他在这三次会议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替我们做了不少繁难而具体的工作。

这十六篇文字已近四十万言,我所以还将《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为一九九八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红楼梦考论》的附录,这次又单列为第四编第十八章,并非出于敝帚自珍,而是一来由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聚讼不休的问题;二来由于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曹雪芹原著的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而涉及佚稿中的问题则益之以适可而止的考证,庶免探之过细而蹈代作者创作之讥,本书也是如此;三来鉴于一般读者心目中的《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所以在《红楼梦考论》中理应有篇文章谈谈《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

我所以还将《〈红楼梦〉作者考》作为本编的开篇,亦非出于敝帚自珍,而是一则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论争是以戴不凡先生为一方,以我为一方展开的,弹指二十年过去,不意《红楼梦》作者问题又成为今天红学界的一个论争热点;二则由于我自觉地以亦考亦论的方法研究问题是以这篇文章开其端的,它给我对拙著《西游记考论》的写作带来了信心;三则我在拙著《红楼十二论·再版后记》中已经说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出于戴不凡先生的一再动员,所以我将它作为本编的开篇,是想对当前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论争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对逝去的戴不凡先生寄托我的一点哀思。

要之,本编中的文字,第一、二、三章,是有关《红楼梦》作者以及成书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的考证;第四章至第十三章,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主题思想、艺术结构的研究而在写法上有交错;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主题思想、艺术结构、审美观念与其他中国五大古典小说的比较研究而在写法上亦有交错;第十八章,则是对后四十回问题的专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十九章《论〈姽婳词〉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兼说〈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是近些年的新作,201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三国演义考论》时,曾作为该书附录发表,这次四大考论结集出版,干脆还是分门别类,放到本编,单列一章。

启功先生于1988年为我正在写作中的《西游记考论》题签,这对我矢志完成此书起了极大的鞭策作用。想再次去乞启功先生题签以作为对我的鞭策,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于是便去与邓大姐魁英教授商量。

承邓大姐领我去见启先生,并代陈了我的心愿。蒙启功先生高兴地说:“完成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考论,这可是个大工程。”谨在此感谢邓大姐的鼎力玉成,感谢启功先生的慨然俯允与对我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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